所以到最后，计划配置都陷于僵化，宝贵的稀少资源既没有合理地集中配置，也没有高效利用，在行政体制下被撒了胡椒面。

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让国民拥有更多的资产性财富。只是我还得说，届时人民币就是贬值恐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

显然决策者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央行使用这类临时性调节手段的节奏和力度来抑制通胀都是有限的。中国政府则一再驳斥人民币要升值的传闻。人口红利的急速减少从劳动力的源头上推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从而不仅从源头上削弱了中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力，也从内部遏制了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动力。成本高，出口的外汇报价和成交价也就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广大国民还不拥有资产性收益，中国的内需就不能得到根本性扩大。作为最希望人民币升值的美国的权威金融研究机构得出人民币要升值的预测不能说是坏事，起码可以麻痹或减轻其政府压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的动力。●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尽管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但按照汇率计算，我们不久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想，当时八九亿人进行了大量辛苦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会取得很多成就，这些劳动不是完全白费的。因此对于前30年，要问的问题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换一种体制能否获得更大成就？是否有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不该付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经济不是更好的方案。现在有人说，我们在前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同时人民教育、医疗卫生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寿命也有很大提高——这些成就足以证明过去的体制也是一个不错的体制。

转轨时期，公权力私有化方能遏制腐败现在人们经常会把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比较，从中指出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前30年？即计划经济的30年。

现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体制，这实际上是在走老路，最终的结果一定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小政府+产权改革+金融国际化，中国改革大有潜力经过60年的建设，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经济发展了。因此根本在于要削减公权，而不是如何建立防范机制。我们改革和开放，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得不出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的结论。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不仅需要应对经济危机这种短期问题，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更应该着眼长远，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得以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尽管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但仍然有大量大型的国有企业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果进一步改革，使得我们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还会得到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如果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在发展当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第二，我们的产权体制。

因此，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民营化，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减少政府部门的各种权力，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我们的公权力减少了，腐败才能减少。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两个30年的对比中，我们应该明确，我们不能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政府大包大揽、用计划管制来解决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结果各个国家都证明了，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不是出路，最后人们又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把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体制——这已经被各国的实践证明。人类需要探索、需要继续努力寻找新的更好的体制，尽管我们也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但总是会有更好的体制。

第四，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有很多制度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过去一些限制和阻碍劳动力转移、人口流动的制度，例如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土地制度等，如果能够取消的话，资源的转移与配置将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我们的增长潜力将更大。根据我们的研究，近年政府部门过大造成支出成本高昂，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扣除。*本文初刊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内刊，本刊发表时做了新编。产生腐败的根源是公共权力的存在，是公权存在的同时人们又贪婪才产生了腐败。很多人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归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其实这里有重大的误差需要重新认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就是我们去想更多的办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校正和补充，使人类的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完美。

中国的改革远没有结束，通过缩减政府支出、深化产权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增长源泉。例如一个售货员卖给你肥肉、瘦肉，都是一种公权力的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过去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公权力，有大量的资源掌控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手中，从这样的起点进行过渡，我们就面临一个重要的制约，公权力在市场经济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腐败现象。摘要：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腐败问题，这与经济转轨有密切联系，是因为没有把公权力私有化，而不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二十年代后期到1935年，对几百户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支出情况作了跟踪抽样调查，坚持记帐的家庭有305家，户主从事职业为分别为纺织业、化学业、机器建筑业、食品业、水电印刷业和运输小贩。1980年是文革结束的第四年，供应比七十年代要好些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独资捐款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卢木斋，他从小经历了读书难的苦楚，立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看。因此，他要求在自己的厂里增进工作效率与改善劳工生活必须统筹兼顾，要尊重个人、要想方设法发挥每个工人的积极性。而学徒工、普通熟练工则被苛刻对待，这样的例子同样不少见。

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五洲的项松茂委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店员，由五洲的技术和业务骨干担任教师。

当中国对资本禁欲，这个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无休止的无视人的尊严的整人形式来体现，当中国对资本开禁，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以让权贵操纵下的资本为所欲为（包括对人的为所欲为）表现出来。像山西小煤窑事件、深圳血汗工厂事件，相信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

叶澄衷办学校，源于有一次他对在河边嬉戏的孩子们关照要注意安全，孩子们反而对他破口大骂，他由此萌发了创办学校教化儿童的想法。中国曾经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进步阶级。

康元制罐厂内有整洁的职工宿舍，有沐浴室，有整容室，有运动场，有娱乐室，有合作商店，凡职工都能参加各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厂方还邀请名人来厂演讲，组织职工看教育影片，使职工安心尽职，努力生产。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申新九厂的技术工人工资可达50～60元，超过了一般的低级职员。正因为一般家庭都能维持低水平温饱生活和33％的工人家庭温饱有余，对摩登时尚的追求才能成为三十年代整个上海市民阶层所趋的潮流，由此可见，对于三十年代民族资本家时代的上海而言，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整体上并没有处在饥寒交迫的程度。

还需要指出，1980年上海居民家庭户均人口4.06人，比三十年代少0.56人。使我们能改变以往对中国民族资本家漫画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民族工业史，有助于我们不用舍近求远去了解资本主义。

它既不是传承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是除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包括不认权贵权势。市场经济本是利益经济，正因为是利益经济，才需要严格的法律规范，不致使市场经济成为一方占尽利益而其他方尽担亏损的社会动乱基础。

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矛盾格外尖锐。中国曾经的资本主义远比权贵资本主义文明进步九十年代起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剥削程度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时代厉害得多。